——吴乐旻《富种起源》简介

两百年间，全球人均日收入从停滞数千年的3美元飙升至33美元，这场“财富大爆炸”背后，隐藏着人类文明突破贫困枷锁的核心密码。长期以来，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主导着对前工业时代经济停滞的解释——粮食增产必然引发人口增长，最终将人均收入拉回生存线，形成难以挣脱的“马尔萨斯陷阱”。然而，青年经济学者吴乐旻在《富种起源》一书中，跳出传统经济学框架，融合人类学、演化论与历史学视角，提出“族群竞择”“制度竞择”等创造性理论，直指马尔萨斯陷阱的本质并非人口与资源的简单博弈，而是族群间生存策略竞争与制度演化的结果。这部著作不仅重构了人类财富增长的历史逻辑，更在经济学领域实现了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双重突破，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提供了全新范式。

二元模型：破解马尔萨斯陷阱的理论基石

要颠覆传统认知，必先建立全新的分析框架。吴乐旻在《富种起源》中开创性地提出“生存品-效用品”二元模型，将人类社会的所有产品与活动划分为两大类别，为解析贫困陷阱与财富增长提供了核心工具。生存品是直接保障个体存续与族群繁衍的资源，如粮食、基本住房、简陋工具等，其产出增长直接推动人口扩张；效用品则是提升个体效用与生活品质的产品及活动，如精致手工业品、书籍艺术、闲暇时光、商业贸易等，其核心价值在于丰富生活而非维持生存。

这一分类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打破了“经济增长=物质产出增加”的传统认知，揭示了技术进步的不同方向对人类福利的相反影响。吴乐旻指出，前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若偏向生存品领域（如农业耕作技术改良），虽能短期提升粮食产量，但最终会通过人口增长稀释成果，使人均收入回归贫困水平，这正是马尔萨斯观察到的现象；而若技术进步偏向效用品领域（如纺织工艺革新、商业网络构建），虽不会直接推动人口增长，却能持续提升人均福利。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效用品技术天然具有更快的进步速度，人类社会却长期深陷贫困，这一矛盾恰恰指向了马尔萨斯模型未能触及的核心——族群竞择机制。

吴乐旻通过介形虫化石的研究印证了这一逻辑：性选择过度（类似人类社会的效用品化）的物种更易灭绝，因为过度追求非生存性优势会削弱族群的适应能力。在人类社会中，这一规律同样适用：重视效用品、追求生活品质的“富裕纤弱”族群，往往因生育率较低、军事动员能力较弱，在与重视生存品、崇尚俭朴勇武的“生存导向”族群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种残酷的族群竞择形成了“俭朴淘汰奢靡，勇武淘汰纤弱”的历史常态，迫使人类社会长期锁定在“生存至上”的策略中，效用品技术的进步被族群竞争的压力所压制，最终形成生存品与效用品“平衡增长”的假象，人均收入停滞不前。

例如，古代中国的宋朝堪称效用品文明的典范：商品经济高度繁荣，丝绸、瓷器等精致手工业品风靡海内外，活字印刷推动了文化传播，市民阶层享受着茶楼酒肆、戏曲书画带来的精神愉悦，人均福利水平在当时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但宋朝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与“尚奢”的生活方式，使其军事力量相对薄弱，面对北方崇尚勇武、以生存品生产为核心的游牧族群时，始终处于被动防御状态。最终，蒙古铁骑的入侵终结了宋朝的文明繁华，而蒙古帝国所代表的生存导向型族群，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却未能延续宋朝的效用品文明成果，人类社会再度回到生存优先的发展轨道。这一案例生动印证了族群竞择对效用品文明的抑制作用，正是这种抑制机制，让人类长期无法突破马尔萨斯陷阱。

族群竞择与制度竞择：突破陷阱的双重动力

在二元模型的基础上，吴乐旻进一步提出“族群竞择”与“制度竞择”理论，揭示了人类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的深层动力。这两组理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了“竞择机制逆转—制度适应性演化—财富爆炸”的完整逻辑链，彻底重构了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叙事。

族群竞择：从“生存压制”到“富裕胜出”的转向

吴乐旻指出，前工业时代的族群竞择本质是“生存能力的竞赛”。在战争频繁、自然灾害频发的环境中，族群的存续依赖于人口繁衍速度与军事组织能力。重视生存品生产的族群，往往采取鼓励生育、崇尚节俭、强化集体主义的策略，能够快速积累人口资源，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通过征服、兼并等方式扩张生存空间；而重视效用品的族群，因倾向于少生优育、追求个体享受，人口增长缓慢，军事动员能力不足，在竞争中逐渐被淘汰或同化。这种“生存至上”的竞择规则，使得人类社会长期陷入“越追求生存，越难以富裕”的悖论。

但在1650年前后，全球竞择规则发生了历史性逆转。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贸易网络的扩张，战争的胜负不再单纯依赖兵力数量，而是越来越取决于经济实力——财政收入、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后勤保障能力等，都与经济体量直接相关。这一转变让“富”与“强”实现了统一：富裕国家能够通过税收筹集更多军费，通过效用品领域的技术创新（如冶金、造船、枪械制造）提升武器装备水平，反而获得了更强的生存优势。族群竞择的规则从“生存能力决定富裕程度”转变为“富裕程度决定生存能力”，为效用品文明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荷兰与英国的崛起是这一规则逆转的典型例证。17世纪的荷兰，资源匮乏却专注于商业贸易、金融创新等效用品领域，建立了全球最发达的航运网络与资本市场，成为“海上马车夫”。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荷兰组建了欧洲最强大的海军，多次击败西班牙、葡萄牙等传统军事强国，保障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18-19世纪的英国，通过工业革命推动效用品技术的爆发式进步，纺织机、蒸汽机等发明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更转化为军事优势——蒸汽铁甲舰、先进枪械让英国在全球殖民扩张中所向披靡，最终成为“日不落帝国”。这两个案例证明，当族群竞择的规则发生逆转后，重视效用品生产与技术创新的族群反而能获得生存优势，人类社会由此摆脱了生存品导向的发展锁定，开启了财富增长的新篇章。

制度竞择：从“斯巴达制”到“雅典制”的演化

如果说族群竞择规则的逆转是突破陷阱的外部条件，那么制度竞择的方向转变则是核心动力。吴乐旻将人类社会的治理制度划分为两类：“斯巴达制”与“雅典制”。“斯巴达制”以生存为核心目标，强调集体主义、等级森严、压制个体需求，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军事训练与资源配给制度，最大化族群的生存能力；“雅典制”则以发展为核心目标，重视个体自由、鼓励商业贸易与技术创新，通过法治、契约等制度保障私人财产权与交易安全，扩大社会合作半径。

在前工业时代的族群竞择压力下，“斯巴达制”因能快速动员资源、提升生存能力，成为更具竞争力的制度模式。例如，中国古代的秦朝推行“重农抑商”“严刑峻法”政策，本质上就是一种“斯巴达制”：通过抑制效用品领域的商业活动，将所有资源集中于农业生产与军事建设，最终实现了大一统；而同期的古希腊雅典，虽开创了民主制度、繁荣了商业与文化（效用品文明），却因军事动员能力不足，最终被马其顿帝国征服。

但随着族群竞择规则的逆转，“雅典制”的优势逐渐显现。吴乐旻指出，宽松的地缘环境与贸易网络的扩张，削弱了“斯巴达制”的生存优势，而“雅典制”所保障的个体自由、产权保护与创新激励，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以英国为例，光荣革命后确立的君主立宪制，通过法律限制了王权，保障了议会的立法权与公民的财产权；《专利法》的颁布则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让发明家能够从效用品技术的突破中获得丰厚回报。这些“雅典制”的制度创新，不仅吸引了欧洲大陆的人才与资本，更激发了社会的创新活力，推动了工业革命的爆发。

与此同时，贸易替代移民的过程进一步削弱了族群竞择的压力。随着物流技术的进步，跨区域贸易日益便捷，资源的获取不再依赖人口迁移与领土扩张，而是通过商业交换实现。这使得“生存品化”地区向“效用品化”地区的定向移民减少，“人口漏斗”效应减弱，效用品文明不再面临被生存品文明同化的风险。制度竞择的方向彻底逆转，“雅典制”取代“斯巴达制”成为主流，为人类社会突破马尔萨斯陷阱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

《富种起源》的价值不仅在于重构了人类财富增长的历史叙事，更在于其在经济学领域实现了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双重突破，为经济史学与增长理论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突破传统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要么将现代增长归因于工业革命后的技术爆发（如索洛模型），要么聚焦于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等单一变量，却未能解释“为何工业革命会发生”“为何人类长期陷入贫困”等根本性问题。马尔萨斯理论虽能解释前工业时代的停滞，却无法说明现代增长的起源，形成了“马尔萨斯陷阱—工业革命”的理论断层。

吴乐旻的贡献在于，通过“生存品-效用品”二元模型与竞择理论，构建了贯穿前工业时代与现代社会的统一分析框架。他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视为族群竞择与制度竞择共同作用的演化过程，既解释了前工业时代效用品技术进步被压制的原因，也揭示了现代增长爆发的制度与环境条件，填补了传统理论的断层。这种将演化论引入经济学分析的方法，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的静态视角，为理解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律提供了全新工具。

重构财富增长的核心逻辑

传统经济学认为财富是“生产出来的”，强调要素投入与技术进步的作用；而吴乐旻在《富种起源》中提出，财富本质上是“演化出来的”，是制度、观念与合作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他指出，人类变富的关键不在于掌握了更多资源，而在于建立了更大规模、更高效率的合作网络，而这一网络的构建依赖于制度对信任的保障。

这一观点重构了财富增长的核心逻辑：从“要素驱动”转向“制度与合作驱动”。吴乐旻强调，信任是经济的核心，而信任的建立依赖于产权保护、契约执行、信息透明等制度创新。例如，现代金融制度的出现，本质上是通过契约设计与风险控制，建立了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网络，实现了跨时空的资源配置；而法治制度的完善，则为商业交换提供了稳定的预期，扩大了社会合作的半径。这种对制度与信任的重视，丰富了增长理论的内涵，为解释不同国家间的发展差异提供了新的视角。

融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富种起源》的另一大突破在于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吴乐旻不再局限于经济学的单一视角，而是融合了人类学、历史学、演化论、地质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介形虫化石、古代文明案例、历史数据等多元证据，验证理论假设。这种跨学科的融合不仅增强了理论的说服力，更拓展了经济史学的研究边界。

例如，作者通过分析介形虫化石的演化规律，印证了族群竞择对效用品化的抑制作用；通过对比宋朝与蒙古帝国、荷兰与西班牙等不同文明的发展轨迹，揭示了竞择规则逆转的历史过程。这种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历史实证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为经济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也为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提供了有益借鉴。

结语：竞择与平衡中的文明进阶

《富种起源》的核心启示在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是族群竞择与制度竞择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现代财富的爆发则源于竞择规则的历史性逆转与制度的适应性演化。吴乐旻通过创造性的理论构建，颠覆了马尔萨斯陷阱的传统认知，揭示了“富”与“强”从对立到统一的历史逻辑，为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全新视角。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富种起源》的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持久的繁荣不仅依赖技术创新与资本积累，更依赖于包容创新、保障权利的制度环境，以及生存需求与发展需求的动态平衡。正如吴乐旻在书中所言，人类最伟大的进步从来不是单向的征服，而是在生存保障与文明发展间寻找平衡的艺术。

《富种起源》的开创性贡献，不仅在于其理论上的突破，更在于其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将演化视角与制度分析相结合，将历史规律与现实问题相联系。这部著作不仅解答了“人类是怎样变富的”这一根本性问题，更为未来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成为经济学领域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