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单伟建《走出戈壁》简介
2023-04-19 15: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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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单伟建先生(以下简称“作者”)是著名银行家和投资人,他负责收购重组的项目有两个成为哈佛商学院的经典案例。2019他出版《走出戈壁:我的中美故事》一书,引起轰动,《今日美国》《纽约时报》《加州时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都发表评论,对本书充满赞誉和肯定,原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为该书作序。而在他奋斗之初却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人,1969年知青下乡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做了6年农民。后来在短短10年之间,他成为美国顶尖大学的教授,后成为投资人。本书就写了这段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作者1953年生于山东,大约一岁时随父母来到北京,他父母先后在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到北京后父亲在海关工作,母亲在外贸部做秘书,算是中层干部家庭。他家住在东城区台基厂头条外贸部和海关总署的宿舍大院,这是一栋平房,据说曾经是旧中国海关总署办公的地方。

单伟建六七岁的时候进入“三年困难时期”,食物短缺,他说当时父母尽量让孩子们吃饱,他母亲则经常忍饥挨饿,脸和腿都有浮肿,他那时就学会了帮母亲做饭洗衣。1960年他上小学后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由于父母都有工作,他住在学校,有专门的生活老师看管。那时的小学生作业不多,课余可以看小人书等课外书,他读得较多的有《十万个为什么》丛书,《科学家谈21世纪》等,后来加入了北京少年科技馆,学会了自己制作收音机。

单伟建小学毕业后就是1966年,进入了“文革”时期,学校废止了升学考试,很多中学都在搞武斗,他跟随大一些的孩子到处看热闹,四处游荡,后来又跟他们去参加红卫兵“大串联”,到过上海、上饶、福州、瑞金、赣州、井冈山等地。父母怕他惹事,把他和姐姐送回山东老家住了一段时间,他善与人同,不偷懒,跟农民一起干活。后来学校“复课闹革命”,他回北京上了“工农兵中学”,但“文革”期间已没有什么正式的课程,也没有课本,是在“学工”等过程中混日子。到了1969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他虽然实际只有小学文化,但作为名义上的初中生,必须下乡,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下设师、团和连队,他所在的连队在一个叫乌拉特前旗的地方,四周都是荒漠,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屋,没有电,吃的是糜子米,而且吃不饱。驻地东面15公里是乌梁素海,北面150公里就是外蒙边境。当时中苏处于紧张状态,兵团在这里屯垦戍边。这里人烟稀少,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因为不长树,夏日烈日炎炎,冬天冰天雪地,飞沙走石。连队在这里开荒种地,种植高粱、玉米、土豆等,战士每月津贴5元。他们开始是挖水渠,这是一个苦力活,干不了多久手上就起水泡,几周后就长了老茧。后又被派去几十公里之外挖土豆。土豆倒是很大,但因为品质和土质等原因,不好吃。这里昼夜温差很大,白天20多度,晚上则又结冰。连队挖出来的土豆没有及时拖走,用土豆茎叶遮盖也没有用,很多都被冻坏烂掉了。1969年秋收结束,连队做了一个统计,他们的收成只有7万公斤,兵团来之前农场只有十几个人,收成约50万公斤,现在连队添了300多人,春天播种就有75万公斤的种子,施用了大量化肥,收成不到播种量十分之一,可谓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指导员做思想工作说,这是在保家卫国,免受苏修侵略。虽然很多人还是不理解,但没人敢说出来。

秋收结束后他们又被派去挖防空洞。在沙土地挖防空洞十分困难,先要挖开厚厚的冻土层,然后像蚂蚁一样一点一点地挖,但到了春天,冰雪融化,冻土层塌陷,一个冬天挖的防空洞都找不到了,这也使人气馁。

三四月时冰雪融化,开始播种小麦,因为土里有蝼蛄虫会吃种子,就把麦种与农药混合播种,播种机卷起大量的尘土,人在后面把种子和农药混合倒进播种机,被混有农药的烟尘弄得睁不开眼,像一个土猴。收割小麦也是一个苦活,由于戈壁滩的麦子长得矮,比野草高不了多少,所以割麦要半蹲着,过不了多久就会腰酸背痛。麦子成熟了要抢在下雨前收割,烈日烘烤,汗流如雨。他们通常是凌晨4点就起床下地,以便多一些凉快的时间。

连队有一个任务是修渠,把乌梁素海的水引导戈壁滩。作者在给母亲的信中记述了1971年他们挖义和渠的经历。早上六点出发,晚上六点回来,一二百斤重的大抬筐,女生负责装土,两个人抬着来回跑。几个小时后,身体越来越沉重,只剩下机械地爬行,顶着风沙向上爬,已感觉不到是自己的身体。过度劳累时也不停下,这时会全身麻木,感觉不出劳累。这次对他们的要求是连续混战,不干完,不收工。每天抬大筐奔跑十多个小时,早上扁担一挨着肩膀就疼痛难忍,但一两个小时后,肩膀麻木了,疼痛感消失,第二天又周而复始。每天都要克服两个生理极限,上午肩膀疼痛和下午的疲劳。只要能坚持下去,往往进入“第二次呼吸状态”:疼痛感消失,呼吸也由急促转为均匀,好像体力得到恢复了。他们曾经在工地不回营,吃完饭又接着干,连续干了三十一个小时,终于完工。但后来发现义和渠路线设计错误,水无法流过,需要另修一段。当这样的情况多了,就没有脾气了。理想和热情就这么逐渐消耗掉。

到了冬天,他们还要执行一项艰苦的任务,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时节,到冰冻的乌梁素海去打芦苇,用于造纸。每人每天的任务是打500公斤苇子。乌梁素海面积很大,没有房屋宿营,只能用打下的芦苇搭一个窝棚,把芦苇铺在冰面上,被褥铺在芦苇上,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睡觉。夜里冻得发抖,却不能烧芦苇取暖,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烧掉窝棚,虽然冰面下就有水,但冰有一尺多厚,“近水也就不了近火”。打苇子的工具是长方形的冰铲,一个人一条要打500公斤很难完成,必须分工协作。一般是三个人一组,两个人推冰铲,推倒苇子,一个人负责打捆,这样能完成任务。干这种活很消耗体力,要不了多久就又饥又渴,但也只能坚持下去。苇子很锋利,布军装几天就会磨破,必须穿劳动服。手也很容易被割破受伤,发的两副手套也不够用,他妈给他寄的一副羊皮手套用了好几年。

作者还做过一段时间卫生员。他平时看过《赤脚医生手册》,被团部医院的于医生选中,去团部培训了两三个月,开始做“赤脚医生”。做卫生员虽然轻松很多,但吃饭的定量比农业连少很多,一顿饭只有一个窝头,一碗玉米粥和一些咸菜。不久他就因为营养不良,经常失眠。但他仍然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认真学习医学知识,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诊所里。有空闲的时候,他抄写各种药名的拉丁文,铭记在心,练习用拉丁文开处方。他说后来学英文的基础就是从此开始的。做卫生员期间,他救活过当地老乡因发高烧导致肺炎濒临死亡的孩子,很有成就感。但因为他平时干活努力,不偷懒,爱帮助人,人缘较好,去团部时有很多人送行,引起连部某些人的不快,不久就被别人接替了。

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作者始终没有忘记学习。他不打牌,有空余的时候尽量找些书看。他自己小学时学会了制作收音机,还用收音机收听英语九百句,悄悄学英语。

作者在兵团做了一件不合时宜的事。1973年福建知青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述说知青生活的困难。后来毛主席回信了,引起全国轰动。鉴于作者所在兵团战士中弥漫着对现实不满和对前途悲观的情绪,兵团和当地老百姓因争夺灌溉和耕地等资源发生矛盾冲突,造成斗殴事件。兵团战士一年上头披星戴月地苦干,却往往入不敷出,还要消耗国家补给,造成浪费。他和另一个战友李荣田也写了一封信,寄给国家领导人,后来得知这封信因曾得到周总理批示,上面没有处分他们。但在1974年作者有机会被大家推荐上大学并获得票数第二时,却无疾而终,原来是连队负责人因为他写信这件事将他的名额取消了。他一个人跑到空旷的荒野中放声大哭,把嗓子都哭哑了。但多年的苦难经历使他渐渐平静下来,告诫自己,无论受到多大的挫折都不能放弃。1975年夏天,他等来了第二次机会,这次连队有9个名额,虽然按推荐票数他又排名第二,但因为各种原因,仅列为9个名额之外的两个候补名单。后来他前面的人一个体检不合格,一个身高差2厘米被刷下来,轮到他去参加考试,终于通过了“又红又专”的考试:就是政审和专业测试都合格。这次是北京外贸学院来招生,主要是学外语,需要年轻的学员,他作为69届初中生是年龄最小的,外语又有点基础,终于等来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1975年9月,作者在内蒙戈壁工作了6年后回到北京,直到办了入学手续才放下心来。他读的是英语系,有幸遇到了两位很好的老师,英语都很地道。他认真学习发音,特别是口语,每天刻苦听录音,反复大声背诵课文,练习听说的能力,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学习口语。有了在内蒙古工作的艰苦经历,死记硬背学英语不是一件难事,所以他学得很快。后来“文革”结束,他又学英美文学,喜欢读马克·吐温和海明威的作品,以及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作品。他经常在阅览室读《泰晤士报》《华尔街日报》以及美国《读者文摘》等,到1979年毕业时,虽然他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但却学得相当扎实,得以留校,成为教师。1980年,美国三藩市亚洲基金会的代表到外贸学院访问,要招聘访问学者,他又参加考试,并荣登榜首,成为旧金山大学的访问学者。

作者到旧金山大学本来是想拿个学位的,因为他虽然在外贸学院留校做了教师,但毕竟是“工农兵学员”出身,想到国外拿个硕士文凭,也很正常。但到了学校之后,才知道访问学者不是学校的正式学生,可以旁听任何课,但无法获得学位。他准备学法律,如果要取得学位,需先提出申请,录取之后要学三年,还要交学费,而亚洲基金会资助他的项目只有一年,他自己也无力负担学费。后来他得知对面的商学院有为期两年的工商管理硕士(MBA)课程,希望通过加倍的努力,在一年中学完两年的课程,就决定去试一试。他发现金融管理课比法律好懂,便同学院的教授商量,定制了一个学位计划,仍然选修了合同法。但要正式入学,还是面临学费问题。他决定走一步看一步,实在得不到别人的资助,拿不到学位,只要学到知识就行。想起自己五年前还在戈壁滩做农民,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会到美国学习,在心灰意冷之际,他提醒自己不能放弃。合同法课程学得非常艰难,因为是判例法,课本就有一千页。凭着顽强的毅力,他两步并作一步走,刻苦学习,到第一学期结束,他在商学院的课程每门都是A,合同法也得了B+。他得到法学院副院长卡苏夫人的资助,帮他支付了学费,正式成为研究生。他在暑假期间也上课,通过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学完了全部课程,获得了硕士学位。

1982年1月,作者回到外贸学院教书,教授经济学。由于他在美国学习期间每门课都很优秀,旧金山大学的教授建议他申请读博。那时中国刚刚打开国门,像他这样的优秀人才不多,几个月后就收到了几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都有全额奖学金。通过亚洲基金会和美国大学不遗余力地给外贸学院做工作,他又获得了读博的机会,到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读经济学。他的博士学术顾问是珍妮特·耶伦,后来担任美联储主席和财政部长。耶伦得知他并没有相当的数学基础,而经济学对数学和统计学的要求很高,告诉他要学的课程具有挑战性。线性代数是博士生的必修课,教科书长达400多页。他得到几个数学较好的台湾同学的帮助,反复阅读每一章,把课本通读了七遍,终于通过。后来又学微积分,就容易多了。第一学期结束,他的每门课都是A。后来耶伦推荐他给一名教授当助教,这个教授班上有一百多名学生,每周上四节课,但有很多学生来问问题,他也坚持下来了,后来还被评为最佳助教。1986年底作者博士毕业,通过了世界银行的招聘,在那里工作了半年,后来又收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聘书。这都是美国的顶尖大学,他对这两所大学反复权衡,难以取舍,最终选择了沃顿商学院。在这里学习的很多都是企业高管,作者教学相长,开始从事投资行业,后来他牵头的投资项目有两个还成为哈佛商学院的经典案例。他的另一部著作《金钱博弈》介绍了这两个案例,作者也因此入选“2020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0位投资人”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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